从现在起,再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我们要建立和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使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增强和提高。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着力研究和解决影响未来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一些重大战略问题。
为了更好地把握当前改革和发展应当研究的战略问题,有必要首先对目前改革和发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势上有一个总体的判断。我们先来看经济改革。在宏观管理体制方面,除了极少数产品外,绝大部分产品已由市场进行分配;资金、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在行业和企业中的分配,也由银行自主借贷及资金拆借、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市场进行配置;利率、税率、汇率等变动,成了调节资源配置的指示信号;政府直接干预和管理企业决策、日常经营、财务核算、收益分配局面已有了根本扭转。
在财税金融体制方面,分税制确定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调动了地方增收的积极性,同时确保了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中央财政占总财政收入两个比重的稳定提高;金融体制方面,则通过发展深沪资本市场,规范公司上市程序,改革信贷方式,银行实行风险管理,批准增加新的金融机构,形成银行间同行业资金拆借市场等等,使资金要素初步实现了市场化分配。
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已进入了攻坚阶段。这几年通过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兼并联合、破产重组、核销呆坏帐、贴息技改、债转股、上市改制,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加强经营管理和监督等,使国有企业的总体效益有所好转,并且在减人增效、下岗分流再就业,建立初步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剥离企业内部办社会的负担,国有企业配套改革等方面也有了显著进展。
就经济发展来看,20年来通过积累和建设,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对一些技术落后的技术装备进行了技术改造,引进了一些先进的技术、工艺和装备,生产供给能力大大提高,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开始由短缺转向充足。一些重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在总量上排在世界的前列。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达82054亿元,按不变价计算,为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83.3%,年均增长9.8%;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1949亿美元。20年来,全党、全国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过努力奋斗,已使我们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经过20年的农村扶贫,使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1999年的4000万以内。199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854元,农民人均收入2210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分别比1978年增长517%和434%。城镇和乡村居民消费结构中食品消费系数(恩格尔系数)分别从56.55%和59.66%下降到44%和50%;城乡居民居住面积分别由1978年的人均4.4和8.4平方米增加到1999年的10.9和24.6平方米;彩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在城镇家庭中基本普及,农村拥有的比例也在逐年提高,使用有线和移动电话的城乡居民越来越多,消费形式丰富和多样化;汽车开始进入城镇居民的家庭,住房制度的改革和住房信贷的开展,也使一部分居民拥有了自己的住宅;近几年,城乡各地治理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态,使城乡居民生活环境正在得以好转和美化。
总之,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宏观间接调控、政府职能初步转变、要素和商品由市场分配、企业面向市场、初步形成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已经深入人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已经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全面地发挥调节作用。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将我国的工业化推进到了中期阶段,城市化的速度在加快,我国正在向着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迈进。
尽管改革和发展已在各个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但是,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复杂的、涉及国民经济全局的、影响长远发展格局和方向的重大问题。改革和发展要达到预期的目标,就需要用战略眼光和思维去考虑,务实地研究和把握,并在实践中解决这些影响全局的重大问题。
20年的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国民经济快速成长。但是,另一方面,改革由表及里、由易到难,关系日益复杂化,涉及利益的部门、企业、职工和居民越来越多,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日益显露,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首先,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的调整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布局调整,实际是一部分职工就业结构的再调整,需要有一部分职工下岗分流,也需要中央财政、地方政府和企业各方努力对他们在下岗期间进行社会保障。
其次,医疗、养老、教育、住房、企业保障等体制的改革,改变了居民的储蓄倾向,同时也改变了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怎样分流银行储蓄,扩展居民的投资增值领域,降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和价格,对低收入者在住房、医疗和教育等方面采取配套的援助措施,是保持经济良性运行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
再次,从平均分配向按劳分配、向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转变,使收入差距拉开。如果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执行不严,可能过分向个人倾斜,使收入差距拉大,影响到社会经济生活的资源配置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及稳定。
第四,计划体制也需要进一步改革。过去,有不少重复建设项目,基本上都是由各级计划部门和各级领导审批出来的。今后不能再用计划经济的老办法决策了,产品和要素都应由市场来调节价格、供需和进行分配,投资体制改革的方向应朝着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改进。
此外,在农村改革方面,联产承包制改革和鼓励乡镇企业发展的制度创新效应也有所减弱,下一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提高的改革思路和措施是什么呢?也需要探讨。
从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我国目前处在人均GNP500美元到1500美元变动的工业化中期阶段,面临的问题较多而且较为复杂。首先,在工业化的中期,特别是小康阶段前后,地区间发展差距由于资本、人才、技术的流动和积累不同而差距拉大,居民之间的收入由于人力投资不同、职业分化、收入监管和调节不力、转移支付制度还不完善,差距也呈扩大趋势。工业化中期阶段是传统产业结构大调整,亦即就业结构大调整的时期。消费需求结构变动较快和产业结构变动滞后,使传统产业结构需要进行调整,结果带来企业开工不足,职工需要再就业。大量传统产业中的下岗职工寻找再就业岗位期间的社会保障,加上我国大量传统产业企业投资建设招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目前到龄退休人员突增,也需要养老社会保障,而政府和社会的保障财力又较薄弱,形成社会保障需要和供给之间的矛盾。其次,就农村、农业和农民来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消费的比重日趋下降,农业产品市场不稳定,价格难以上升;随着宏观经济形势从短缺转向过剩,竞争加剧,乡镇企业也需要调整和升级换代。农业产品市场不稳定和乡镇企业举步为艰,制约了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同步增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向收益高的城镇和城市流动,大量的流动人口成为社会生活的不稳定因素。再次,过去我们高储蓄、高负债、高投入的发展模式,以及由于重复建设、投资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形成了一些不良资产,局部也有一些金融不稳定因素。上述这些,都是经济发展自身和先期发展模式选择所必然带来的一些重大问题。
从我国的特点看,人口占全球人口的近1/4,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劳动力就业及再就业的压力很大,并且选择不同的消费、生活、生产方式,对资源、生态和环境的消耗是不同的。经济发展在其工业化阶段,特别是在重化工业发展和城市化加速的阶段,工业、生活和农业用水增加。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水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与用水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二是水污染增加,工业和生活有害气体、粉尘排放和固体垃圾大量增加,污染空气、空间和土地环境;而且一些采矿、开垦、放牧、伐树、施肥施药等,使得生态遭到破坏。因此,选择节约资源、增加就业、保护生态和环境,是我国发展战略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
从经济全球化来看,我们既要积极参与,对外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分工、贸易和经济交流中获得利益,又要保护自己的工业体系、防范游资过度冲击、保证金融、产业和技术的国民经济安全。只有研究在先,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竞争有方,获得双赢。
总之,随着经济改革、发展和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们面临的问题日益复杂,而且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影响到改革和发展的总体格局和长远目标。我们研究这些重大的战略性问题,从思想和工作方法论上讲,是为了心中有数、思路正确、方向可行、措施有效,找到成本较低和时间较短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所谓战略思路,就是解决重大问题的方向性方案的考虑和选择。战略思路有多种选择,每种解决重大问题的战略思路的难易程度、所费时间、所花成本、利弊大小是不同的。因此,在分析研究改革、发展和开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基础上,要选择最优解决问题的战略思路。
从总体战略思路上讲,我们对目前出现和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些影响经济改革、发展和开放的重大问题,要用发展的办法和市场经济的方式去解决。一是发展是硬道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镇就业机会的扩张、金融系统不良资产比例的下降、社会保障财力的增加、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科教投入的增多等等,都需要国民经济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没有发展或者发展缓慢,我们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难题。二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使企业自我调整产品结构,社会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劳动者通过市场自我创业自我就业,企业到资本市场上自我获得和补充资本金,项目决策按市场规律办事,各种风险通过市场机制得以分散和化解。在这个总的战略思路下,对各个重大问题也需要具体的解决思路和配套措施。
第一,产业结构总体优化和升级战略思路:调整、重组、淘汰一批重复建设、技术落后、分散布局、市场没有销路的产业;通过技术进步改造老工业基地的传统产业,使它们升级换代;产业结构在地区之间进行合理的专业化分工,形成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分工和协作配套效应;发展一批高新科技产业,提高工业总体技术水平,增加产业的附加价值;考虑我国国情,要处理好发展资本密集产业、技术密集产业和劳动密集产业之间的关系,发展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使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另外,通过扩大内需、增加农民收入等办法,使一些产业有相应层次的市场需求,形成其时间上产业升级的回旋余地。
第二,国有企业改革战略思路: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应进行战略性的重组,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在支柱产业、自然垄断行业、涉及国家安全和高科技的产业中坚持国有和国有控股,并逐步从一些中小企业中退出,以提高国有经济的质量来加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企业要有多元投资主体,出资人、经营者之间形成委托代理关系,构造合理的内部治理结构,在加强约束的同时健全职工和经营者的激励机制,建立公司制的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发展资本市场,企业上市融资,债转股等办法补充企业的资本金,降低企业的负债率,增强企业的竞争力。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分离企业办社会、减人增效、下岗分流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配套改革,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外部环境。
第三,科技教育创新战略思路:加大科技教育投入,推行素质和职业技术教育,通过产学研相结合、自我创新和学习引进相结合、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政府投入支持和调动社会投入的积极性相结合,以提高我国技术研究、发明、推广、应用的水平。用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促进一批高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采用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性能、降低消耗的技术工艺,利用新技术寻找新材料和新能源以克服资源人均占有少的约束;还要发明和推广一些改变居民生活方式以节约材料、土地占用和能源的技术,适应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转移就业压力较大的国情。
第四,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战略思路: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完善农村和农业的社会服务体系,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加快乡镇企业升级和农业技术进步,以综合思路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特别是通过实施发展小城镇战略,推进城市化进程,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有小区域性的依托。而且,小城镇发展和城市化,可以转移出一部分农村中剩余的劳动力,既有利于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有利于乡镇企业升级换代。
第五,开发西部战略思路:从先发展东部,转向西部大开发,谋求东西部之间的平衡发展。建立对不发达地区稳定的转移支付制度;国家应集中一部分财力,在西部上一些项目,建设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和能源化工工业体系;一些生态较为脆弱的地区要退耕还林还草,政府对农民给予粮食补偿;调整和改造西部现有的工业体系,建立西部有优势的工业产业;加速西部的城市化进程,将开发西部战略和发展小城镇战略结合起来实施;西气东输,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价值优势;陕西、重庆、四川等地,应依托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优势,发展一批有西部优势和特色的高新科技产业。
第六,金融稳定战略思路:一是扩大需求,发展经济,拉动国民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企业保持较高的开工率和产销率,提高企业的效率,从而使高负债企业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债务关系处于良性循环之中。二是通过投资体制改革,以减少和分散金融风险。企业资产应多元化,由其他法人投资者和社会投资者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以提高企业的效率,从而减少企业形成不良资产的风险。三是加强对金融系统的监督管理,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这就需要加快金融体系的改革,使银行真正成为商业银行;同时要加强股票上市过程、上市公司、保险证券、投资及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保证股市资产的质量。
第七,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战略思路:在社会保障方面可以通过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国家保障与企业补充和个人储蓄保障相结合,逐步完善养老、医疗、失业和伤残四项保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收入分配方面,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并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使知识、技术、能力和闲置的资金等资源有效地为经济建设作贡献;通过对工资等所得、利息及红利、遗产和赠与逐步开征和强化税收,以及对社会各项保障和不发达地区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打击偷税漏税,加强税收征管,严惩贪污、受贿、假公济私等犯罪,杜绝不合法收入的来源。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努力,在不影响效率的前提下,谋求全社会收入的公平化分配。
第八,可持续发展战略思路: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国策,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通过价格杠杆和技术进步,形成节约资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开发新资源和新能源;利用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促使企业和居民压缩排污量,投资环保设施;退耕还林还草,治理江河草原沙漠,提高森林覆盖率,营造山川秀美、卫生清洁的工作、生活和发展环境。
第九,对外开放、参与全球经济竞争战略思路:在保持和发展东部经济开放的势态下,利用产业和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西进,加快中西部对外开放的步伐;在国际贸易、分工和竞争中,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提高产业的技术层次,加强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鼓励和促使企业参与国内外市场的激烈竞争;在国内金融逐步与世界接轨和相联的同时,应当健全开放条件下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保护国内金融体系的安全。
总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深入,重大问题会不断出现,改革和发展实际是一个不断认识、研究和解决新问题的过程。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错综复杂和富有挑战性的新的时代,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各经济工作部门、经济专家,认真研究和切实解决新形势下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21世纪的前10年中,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